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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N号房事件”中,26万观看者为何成为“共谋”?

发布时间:2020-03-25 22:39    来源:紫晶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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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韩国“N号房事件”中,26万观看者为何成为“共谋”?

他们是为了自身的不当利益为虎作伥者,是一片片有名有姓且有自主意识的雪花,需要为此承担他们自身在道德和最基本道义上的责任——如果他们还有的话。

文5210字,阅读约需10分钟

文/重木 编辑 走走 校对 刘军

近日,韩国“N号房事件”的始作俑者在韩国民众请愿下正式公开,造成舆论震动。所谓“N号房事件”,是指通过社交平台telegram建立秘密聊天房间,一些女性(其中还有未成年少女甚至婴儿)被威胁作为性奴役的对象,并在房间内共享非法拍摄的性视频和照片的案件。从2018年开始至今,犯罪嫌疑人在聊天室靠这些非法性剥削画面提供会员观看并收取费用,累计已有超过26万人付费观看。

截至3月22日,韩国警方所掌握线索的被害女性达74人,其中16人为未成年人。23日,韩国SBS《8号新闻》公开了“N号房事件”主犯“赵博士”的长相和身份信息,此人本名赵主彬(音译),现年25岁,毕业于通信专业,被指控罪名包括奴役女性、制作和传播性剥削视频等行为,并借此赚取数十亿韩元收入。当地时间25日上午,韩国警方将赵主彬送交检方,并将其公开示众。

▲韩国超大性犯罪案震惊全国:26万人“参与” 文在寅下令彻查。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ID:wevideo)

整个事件中,最令人愤怒的是多达26万人观看了这些涉嫌强奸、性犯罪、性虐待的视频。看到这样的视频,难道第一反应不是报警吗?这些观看视频者绝大多数为男性,事件暴发后,不少人甚至对于网友的指责感到颇为委屈。

▲视频观看者的自辩。

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不难发现韩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父权观念与结构性的性别压迫。为什么26万人观看性犯罪视频却无人表示异议?症结出在哪里?我们又能如何去突破这种桎梏?当然,这样的男性只是部分人并非代表所有男性群体,在性别不平等的框架下,男性也是受害者。但不可否认的是,隐形的性别制度无处不在,而这会让男性即使在不自知的时刻成为“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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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韩国性剥削丑闻层出不穷?

自从21世纪开始,关于韩国娱乐圈或是社会中涉及女明星以及其他女性遭到家庭、网络暴力、因亲密照片或视频的勒索以及性剥削和侵犯的新闻层出不穷,而被卷入其中的女性大都最终遭到抑郁症和各种社会压力打击,许多不堪重负而选择自杀。去年具荷拉与崔雪莉的自杀还依旧历历在目,李胜利等男明星的情色聊天室事件也还风波未平,如今爆出的“N号房”丑闻再次让我们看到韩国这个国家和社会中存在的那个强大、极具压迫性和令人惊悚的阴影,即普遍的厌女症。

这一状况不仅仅只体现在娱乐圈这样在资本笼罩下的特定场域,就如赵南柱在其《82年生的金智英》中所展现的,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女孩成长的家庭、受教育的学校以及工作和生活的社会。最终形成一张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时无刻存在的“性别之网”,而使得生活在其中的男女两性遭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和面对的困境。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此次“N号房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除了这些在社交软件telegram上编号为1-8的八个私密聊天房中的内容,其中大都是通过各种强制和胁迫手段而获得的女性们的私密视频,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强奸、性虐待和各种违法内容,还有被爆出有26万用户加入这一私密聊天房,并通过金钱购买、交换和观看了这些内容。因此,当韩国网友在“青瓦台国民请愿”系统上发布一篇名为《公开telegram N号房嫌犯身份并公开照片》文章时,也有民众要求应该一并公开那26万曾经加入和参与这一犯罪行为的网友身份。

这一激进诉求引起“N号房”用户的恐慌与反击,而其维护自身清白的理由也都大同小异,即他们只是购买一项服务,而未参与到“N号房”中的性剥削。但根据“N号房”申请和能够成为其用户的规定所示,想要得到其服务,成为用户,往往需要提供一定的“资源”,由此才能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也正因为这一严格的进入门槛,使得调查这一事件的记者和两名大学生志愿者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收集到最终能够证明这一组织违法的证据。

对于熟悉西方高校中“兄弟会”(fraternity)的人而言,“N号房”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这一组织的网络版,并且当我们得知最初建立这一组织的第一人极有可能是一名在读学生时,这一特征就变得更加明确。而也就如“兄弟会”这个往往是纯男性的私人组织折射出的其实是主流社会中性别制度一样,“N号房”这个处于网络阴影中的组织其实也可以看作是韩国这一极具父权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国家的缩影。

韩国现代的父权制度有着漫长的历史,当14世纪高丽王朝被李氏朝鲜王朝取代后,伴随着当时朝鲜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以及其后世宗大王的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完成,使得建立在儒家意识形态上的性别制度成为巩固朝鲜王朝的一个重要奠基石。当等级制度进入性别领域,男女之别所产生的影响最终落实到了上及政治、下到社会和百姓之间的方方面面上,而其中直到2008年才被废除的“户主制度”便是这一意识形态的核心支柱。

就如韩国学者的研究所指出,韩国近代的现代化转变并未真正或说是彻底地消除来自其历史的这一父权性别制度,并且伴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在韩国的深入发展和影响,而导致两者“同声相应”,最终合流。韩国娱乐圈中众多女星的遭遇便是这一合流制度后的最典型表现。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更好地去理解为什么会有26万(男性)网友参与“N号房”中对由性剥削得来的视频的传播、交换以及对其中这些行为在法律和道德双重层面上的漠视。

就如上野千鹤子在其《厌女》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传统的父权性别制度中,男女两性被划分在不同的位置,并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待模式。在其中,“男性”这一生物性的身份被认为天生的、自然地拥有主体(主人)地位和意识,而“女性”则因其生物性身份遭到厌恶、排斥和打击。也正是在这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操作下,厌女症成为父权性别制度的结构性存在而渗透到社会——几乎所有的——男性观念里,成为某种好似潜意识的存在。

▲聊天室房主传给女孩的威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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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性别制度“既得利益者”的男性

当一些“N号房”的用户辩解自己的清白时,他们除了指出自己只是一个消费者,并未参与性剥削,同时他们也习惯性地指责那些发布或是交出自己私密视频的女性,认为她们肯定是因利益或其他原因自己主动上传的,而完全不考虑她们所遭遇的各种胁迫和剥削处境。

在具荷拉的悲剧中,导致她一次次不得不妥协的原因之一不正是其男友威胁要公布他们的私密视频吗?而当一些网友为此指责具荷拉时,他们似乎缺乏足够的智力去理解“性”对于一个女性——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所具有的摧毁性力量,尤其当她们生活在像韩国这样的父权制国家时。

美国法学家凯瑟琳· 麦金农曾在其《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一书中激进地指出,性是女性遭到压制、剥削和恐吓的最核心因素;并且主流性别制度之所以能够运作,也正是因为女性之性一方面被作为商品在男性(社会)之间交换和传递(如淫秽色情品);另一方面男性通过性剥削来对女性进行“圣女”/“荡妇”分而划之的管控,从而压制其主体性,使得男性个人以及集体利益不会遭到损害。与之相比,男性则往往因为“性”或性表现(面对泄露的私密视频,男观众对其中男性认同更常见)而收获各种吹嘘甚至荣誉,并且是证明其主流男性气质的最佳手段。

▲《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

在此次“N号房事件”中一个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的特点是,在网络这个既虚拟又真实的场域中,传统存在于社会中的各种阶级、社会地位和其他塑造着个体的范畴都被抹除,连接起“N号房”用户的只有他们都分享着“男性”这一身份,从而使得这一组织变得甚至比“兄弟会”更加“纯洁”。而这一点或许也就能够解释许多人所惊讶的,为什么在26万的用户里却无人指出“N号房”内的违法行为或是在道德上的下作。因为就如澳大利亚学者R.W.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一书中所指出的,男性群体作为性别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也有看似松散实则十分严密的“组织”形式,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

当传统社会中其他范畴都被网络这一虚拟媒介抹除,而只剩下“男性”这一被建构为本质化身份的因素后,促进男性之间形成连接和维护他们利益的重要工具、“他者”便是被贬低的女性。这一特点无论是在列维-施特劳斯在研究人类社会的亲属结构中指出的女性从一开始便被当作部落间流通的商品,在外婚制的控制下,作为男性之间各种利益和权力的润滑剂。而在伊芙· 赛吉维克的《男人之间》,她同样指出,男性之间的交往为了避免同性情欲的产生,而需要女性的出现,作为“假面”来维护他们异性恋的正常身份。

因此,无论在“N号房”中还是在我们的许多日常生活场景,如公司的茶水间、学校教室和聚餐饭桌间,一群男性谈论女性,且往往涉及各种有色和下流内容,成为他们之间熟络、交流甚至是关系更进一步的垫脚石。

康奈尔指出,社会中的男性群体在共享着性别制度赋予其特权者身份的同时,也存在内部等级和差异。但此次“N号房事件”特殊的一点也就是我们上文所指出的,这些原本造成了男性内部区隔的范畴的暂时性抹除,使得这一男性群体变得更加紧密和“平等”,因此,任何对其的背叛都可能遭到强烈的打击和排斥。

与此同时,也就使得每一片看似无辜的“雪花”实则掩盖了一个他们自己或许都未真正意识到的问题,即这一主流性别制度同样约束着他们的行为,从而导致他们担心会受到排挤或压迫而不愿意违背那些隐秘的规范,从而成为帮凶,甚至是积极的参与者。而这一过程本身也是双向的,通过这26万的男性用户的沉默和积极参与,给他们提供性别红利的性别制度也便会由此变得更加坚固和牢不可破。

这一遭遇也正在当下的韩国发生着。无论是韩国女性们对娱乐圈中压榨和剥削女星行为的抗议,还是赵南柱通过《82年生的金智英》向社会展现女性普遍遭遇的区隔、污名和伤害,甚至是此次网络中对“N号房事件”的愤慨,都遭到了许多男性的抵制和反对。一方面他们作为性别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两方面拒绝着性别平权,由此污名化女性的抗议和女权主义,认为其目的是压迫男性。但在实际中,真正在制造压迫和剥削,且往往更进一步来巩固这一现状的却往往都是男性;另一方面,由于主流性别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以及其经过漫长的传统化和自然化掩饰,而使得许多男性认为当下的男女等级和区别是一种天理,女性的僭越最后只会导致对社会和国家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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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别制度中的

为虎作伥与平庸之恶

正因为这些原因,导致韩国——至少是在过去的这些剥削女性的事件以及参与“N号房”的26万用户——男性几乎难以真实地感受到女性所遭遇的困境和压迫。而当女性面对这一危机时,她们也无奈地发现,损害自己的除了那些可以被明确指出的施害者以外,她们还面对着一个更加无形且往往难以指认的“性别之网”。因此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告诉心理医生,自己面前好像有一座看不见的高墙,无论她怎么努力都逃不出去。这种切身的感受所导致的便是女性普遍的焦虑、忧郁和失去信任与安全感,从而更加剧原本就糟糕的性别制度的暴力力量。

当韩国警方抓捕了运营“N号房”的嫌犯“赵博士”后,人们惊讶于操作着这个庞大的网上性剥削产业的幕后一把手,竟然只是个刚大学毕业、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并且还经常去孤儿院参加志愿服务的男性。由此造成了女性们陷入“参与者会不会就在身边”的怀疑,从而对日常生活中男女两性的交往和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而造成这一切的并非女性,而正是那些就在我们身边,日常有着各种交流或点头之交或微笑以待的男性。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作者赵南柱根据韩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情况,已经提前向我们展现了那些“普通”的男性本身的平庸之恶所造成的危害。

▲《新京报》我们视频节目报道截图。

因为在主流性别制度的加持下,这些看似小小的、个体的平庸之恶最后都能汇聚成雪崩,淹没所有无论是否涉及其中的女性。也正因此,我们才能看到那些自我辩护“无罪”的男性们所拥有的,甚至他们自身都未曾意识到的压迫性力量。更不论,许多参与其中的男性对此还十分心知肚明。

我们都熟悉“为虎作伥”的故事,就像许多人所指出的,真正可恨的除了食人的老虎,还有那些死在老虎口下,最后还反过来为它引诱和伤害更多无辜者来奉承它的伥鬼。并不是所有男性在面对主流性别制度时,都是掌握权力者。就如康奈尔所指出的,其中同样存在霸权地位和各种附属与边缘,甚至遭到驱逐的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这一性别制度的受害者,应该奋起反抗。但很多人诱于其中的红利和各种特权,而使得他们积极地变成伥鬼,来为其提供和伤害更多的无辜者,从而彻底失去了作为一个个体最宝贵的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双重尊严,以及本该承担的义务。

26万的参与者们给出的辩解我们难道不会觉得似曾相识吗?“我只是听从命令”、“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我只是一个消费者花钱购买服务”、“我……”不绝于耳地再次出现时,20世纪最令人不安的幽灵也随之浮现。

在此次“N号房事件”中,在法律上能够被定罪的或许只有运营者的“赵博士”和一些强制与胁迫女性们拍摄私密视频的用户,但其他用户同样是“有罪”的。他们是为了自身的不当利益为虎作伥者,是一片片有名有姓且有自主意识的雪花,需要为此承担他们自身在道德和最基本道义上的责任——如果他们还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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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 一碗鱼 吾彦祖

本文部分内容首发自新京报公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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